老舍先生的195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不同一般，宛如是一个生命的里程碑和转折点，在他的一生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开局
老舍先生是1949年年底才由美国回来的。离开美国西海岸的日期是1949年10月13日，到天津的日期是12月9日，途中走了整整58天，差不多两个月，到
游子回来了，高兴啊；本人高兴，亲戚高兴，朋友们也高兴，皆大欢喜。
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是周恩来总理，那是在老舍先生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在北京饭店。陪同周总理来的是阳翰笙先生。当时，老舍先生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住下，他的家属还在重庆，那里刚刚解放，待他们到北京之后再考虑长远的住处。周总理对他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老舍先生归国是应周总理的邀请成行的。1949年7月，北平举行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周总理召集会议的主要领导人郭?若、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等，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了，他在美国纽约，邀请他回国吧。与会的著名文学家约有二十人，老舍先生的老朋友共同签名写了一封热情的邀请函，正式请他回国。此信派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司徒慧敏秘密交给他。后来老舍先生将这封信带回了国，夹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里，可惜“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同时，这个邀请信息还经过曹禺、夏衍、冯乃超等人的私人渠道传递给了老舍先生。与此同时，台湾方面邀请他去台湾的信息也通过他在台湾的老朋友吴延环先生到了美国，开出的条件，包括工作、房子、接家属同来，都非常优厚。老舍先生决定回家，回北京。
三个星期后，1950年元旦之后，1月4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开新年联欢会，并欢迎老舍先生归国。茅盾、周扬、田汉讲了话。老舍先生致答辞，说自己愿意学习，充实自己，希望利用写作的经验和技巧，对革命有所贡献。老舍先生还当场演说了他刚刚写好的一段太平歌词《过新年》，清唱了京戏《审李七》。2月7日在全国文联扩大常委会上，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同期增补的还有沙汀、艾芜、邵荃麟和孙伏园。
从此，老舍先生的人生经历掀开了新的一页。
组建北京市文联
老舍先生刚到北京时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工资，据说各种岗位均已分配完毕，没有他的位子。好在他只愿写作，并不愿任职，所以，并不着急。他是多年的自由职业者，自称写家，以写作为职业，靠稿费版税为生。不过，在新社会，人人都需工作，除非立志要当家庭妇女，连“程疯子”最后都有个看自来水的工作，何况老舍先生？在抗战时，由头到尾，八年里他连选连任，当了七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领导人，名义上叫总务部主任，实际上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大致相当后来的全国文联主席和全国作协主席。如今，总得有个相应的职务吧。周总理经过认真思考，建议成立北京文联，由老舍领衔；成立上海文联，由巴金领衔，这样，郭、茅、老、巴四员大将各有其位，一派和谐，有利于团结。
果然，经过紧张筹备，1950年5 月28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总理亲自出席，31日闭幕，成立了北京文联。大会选举老舍为主席，李伯钊、梅兰芳、赵树理为副主席，王亚平为秘书长，王松声为副秘书长，仿效重庆时代的“文协”，成立四个部。由杨振声、罗常培、凤子、金紫光、张梦庚、端木蕻良等人负责。
从此，老舍先生几乎每天下午去位于王府井南口霞光府的北京文联上班。上午是他的写作时间，雷打不动。北京文联初期活动频繁，即便不是节假日，也频频地举办各种联谊会、朗诵会，都有节目，老舍先生自己带头表演。他说过单口相声、唱过大鼓、唱过京戏，气氛极为活跃，而且一定不忘邀请老作家张恨水、沈从文到场。北京文联召开过各种研讨会，热烈讨论戏剧改革问题、新年画创作问题、诗歌创作问题等等。晚上则频频地听戏，既是欣赏，又是任务。这一年，老舍先生听过梅兰芳、郝寿臣、盖叫天、小翠花、韩世昌、叶盛章、吴素秋、李少春、新凤霞、小彩舞、侯宝林……北京文联有两个文学期刊：《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老舍先生都担任主编。总之，北京文联自成立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文学家之家，老舍先生不等上面交待，自己主动把北京市范围内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活儿都揽了过来，积极得不得了，真是一副主人当家作主的样子。
致力普及
像抗战初期一样，在解放初期，老舍先生放弃了小说，转而从事曲艺的创作。他的理由是文盲太多，文字的作品在大众中少有读者，而时代又呼唤民众要投入到火热的战斗中，只有曲艺最方便，最适用，最易懂，最有效，能直接鼓动民众。所以，老舍先生转而去替艺人们写相声、写单弦、写大鼓、写河南坠子、写太平歌词、写曲剧剧本。作家中从事这种创作的在国统区只有老舍先生，在解放区是赵树理。解放后两人走到了一起，趣味相投，志向相同，一见如故，搞得更加起劲。现在发现了老舍先生一篇1950年2月16日的日记，上面总结来京两月以来共写了80行太平歌词、大鼓3篇共490行，3篇相声，和两篇写相声与鼓词的创作经验。他的相声作品是应相声艺人侯宝林、侯一尘等的要求创作的，带有急救的性质，以满足观众强烈要求不听老段子要听新段子的愿望。年底老舍先生组织了盲艺人学习班，也带有救济性质。他还到青年宫、文化馆和京津两地的大学去作大众文艺方面的讲演，直接宣传重视大众文艺的必要。解放初期他担任的社会职务竟有九个是属于普及文艺方面的职务，占了全部职务的大部分，这一切确实应了周扬先生在欢迎老舍先生的大会上所说的“老舍的回国将有助于中国文艺的通俗化运动”。
两出话剧
1950年暑期中，老舍先生连写了两部话剧剧本，其中五幕话剧《方珍珠》给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三幕话剧《龙须沟》给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于年底开始彩排。在创作《方珍珠》之前，老舍先生在纽约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取名《鼓书艺人》，是取材于重庆抗战时期几位北方的流亡鼓书艺人的长篇小说。边写边翻译。译者是一位华裔女翻译家，叫郭镜秋。老舍写一章，她翻一章，最后全部中文手稿都归还给了老舍先生。英文本在美国纽约于1952年正式出版。《方珍珠》等于是第二次取材于同一题材，创作时间是紧挨着《鼓书艺人》的，再写一遍，只不过第二次是以话剧的形式，而且加了第四、第五两幕，直接写到解放后。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中文版的《鼓书艺人》始终没有发表过，而且中文手稿也下落不明，成了一个永久的谜。现在刊行出版的《鼓书艺人》是“文革”后由英文再翻译回来的，已经兜了一个大圈子，先中再英后中，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小说的原味。
《龙须沟》是请焦菊隐先生导演的，他带了一群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演员，包括于是之、郑榕、黎萍等，加上个别的老演员，如叶子，花了好大力气，排演成功，一炮打响，不仅奠定了人艺的演出风格，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人艺的演出制度，包括档案制度。周总理高度赞扬这部戏，以为是帮助巩固新政权的最佳教材，阐明了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他建议周扬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向老舍先生学习，并推荐毛主席在怀仁堂观看这部戏。
老舍先生因《龙须沟》而荣获了由彭真市长，张友渔、吴晗副市长签署的《人民艺术家》奖状。获此称号者，截止“文革”前老舍先生是唯一的。彭真委员长1984年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85周年大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过去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我永远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
从此，一发而不收，在16年里，除了散文、诗歌、曲艺、小说之外，他一共创作了40部戏剧，其中发表的是26部，包括《茶馆》在内。
就这样，1950年成了老舍先生第二个创作阶段、戏剧家阶段的起点。不同寻常的一年，1950年。
在这一年里，老舍一家人搬进了东城?兹府丰盛胡同10号小院，头一次拥有了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小三合院，可以按着自己的意志去布置它和利用它。当然，也给这个小院带来了一堆有趣的故事。
